一个优秀的作者老是在他的东说念主生和诗文中发扬出他所憧憬的想象意境，东晋大诗东说念主陶渊明也不例外。他饱尝过“少而贫瘠”“东西游走”的奔跑之苦，也饱尝过“志意多所耻”的官吏之辱。42岁不肯意再为五斗米低头隐退后，仿佛东说念主生主要问题差未几处分了，但“贫富长交战”的生活矛盾，“既来孰不去”的死活矛盾，还有“虽有五女儿，总不好纸笔”的日常忧虑，都通常迫切着诗东说念主渴慕坦然的心灵。这些祸害和悠扬是陶渊明生活的底色，亦然他作品的底色。但这些底色为一般读者所不睬会，仿佛“酣畅见南山”“带月荷锄归”才是陶渊明的骨子，而实践上，祸害悠扬的底色和酣畅超逸的骨子是如斯水乳和洽，全部确立了跃然纸上、有精神有灵魂的诗东说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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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5年12月，38岁的朱光潜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说“曲终东说念主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一文，把陶渊明的想象意境归结为“静穆”，他说：“‘静穆’是一种晃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不雅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期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意境在中国诗里未几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未免有些像金刚努目、愤愤抵抗的神志。陶潜周身是‘静穆’，是以他伟大。”朱光潜把“静穆”看作“是一种最高想象”，而陶渊明就是其最典型的代表。就其特质看，“‘静穆’是一种晃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赢得这种岑岭体验时，“一切希冀和畏避的念头在霎技巧都化为乌有，只游心于和谐静穆的意境”。这是开脱现实功利特性绪困扰、心理泄露的超逾意境。这是文艺的最高意境，是得说念之士的东说念主生意境，实践上就是一种审盛情境。

对此，鲁迅建议短兵衔接的品评，合计“历来伟大的作者，是莫得一个‘周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周身是“静穆”的’，是以他伟大”，陶渊明的伟大正在于他的“金刚努目”。关于鲁迅的品评，朱光潜谦敬接受并作念了辩解，他说：“陶渊明《读山海经》、《咏荆轲》等诗，真实也有‘金刚努目’之态，……‘采菊东篱下，酣畅见南山’虽然是摘句，但这两句的精神却连气儿于全诗；致使连气儿于陶潜的大大量诗，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却只然则陶诗目生的一种变奏。我说他‘周身都是静穆’是指陶诗主流而言，……我合计文体艺术是一种审好意思创造活动，它的创造者应当以一种卓绝一切忧喜的纯碎审好意思的派头来不雅照社会东说念主生，而不应当径直卷入社会东说念主生中的纷纷矛盾冲突之中。”从朱光潜的辩解来看，他合计“‘周身都是静穆’是指陶诗主流而言”，而“金刚努目”“只然则陶诗目生的一种变奏”。这种表现彰着与他对审好意思超功利性的强调密不可分，这亦然与鲁迅强调审好意思现实性的根蒂不对地点。其实，朱光潜的这一辩解与“静穆”的内涵逻辑并不吞并。最初，静穆虽然开脱现实情绪困扰，具有审好意思的超功利性，但并不摈斥现实和矛盾，而是涵容着悠扬纷杂的东说念主生，是把实践东说念主生放在允洽距离除外的一种谛视。其次，“金刚努目”也不见得“只然则陶诗目生的一种变奏”，除了典型的《咏荆轲》等作品除外，陶渊明其他诗作中的刚烈富贵之力亦然普遍存在的，如云：“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等何其斩钉截铁，“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多么劲气勃发，即使“采菊东篱下”的酣畅神会亦然刚烈“心远”之志才赢得的。再次，鲁迅的品评所指是“静穆”说颠倒冷漠了“历害的欢欣或历害的愁苦”，把静穆十足化。鲁迅论陶渊明“金刚努目”除外，也重视到陶渊明酣畅恬淡的特质，鲁迅只是妥贴时期现实的需要隆起陶渊明容易被东说念主冷漠的一面良友。与其说鲁迅论陶渊明“金刚努目”“出于一种特殊的利害判断”，倒不如说鲁迅看到了日神静穆光辉下酒神的足够生命力。鲁迅强调了生命的张力和冲突，朱光潜则强调了卓绝与和洽。

二

陶渊明之是以能从现实矛盾中解围出来，卓绝刘伶等前辈无计可施的烦嚣和跌荡，“由冲突达到和洽”的静穆意境，其原因，朱光潜在《陶渊明》中回来了一条根蒂路线即“极深广的怜悯”。这种怜悯表当今三个方面：尚友古东说念主、交友万物和憧憬想象。

尚友古东说念主“松懈了当今的范围而游心于千载”。现实中虽然莫得同调的石友，但古代却有好多，这些陶渊明敬仰的圣贤“不过两种东说念主，一是固穷守贞的隐士，如荷篠（蓧）丈东说念主、长沮、桀溺、张长公、薛孟尝、袁安之类，一是一火国医生积极或颓丧性对抗新朝，替故主复仇的，如伯夷、叔皆、荆轲、韩非、张良之类，这些东说念主们和他我方在身世和心迹上几许相肖似”。实践上，陶渊明不单是尚友古东说念主，他还交友现代，与志同说念合者为友，也与田夫野叟为友，关爱我方的家东说念主，也关爱“此亦东说念主子”的仆东说念主，致使说“落地为昆仲，何须骨血亲”，体现出儒家的善良精神，萌芽着东说念主说念主见的光辉；致使不行不与我方志趣相左的东说念主打交说念，发扬出和光同尘的商业派头。朱光潜论及陶渊明是一位对家东说念主、一又友富饶至性深情的东说念主，即隐含着与他东说念主商业而松懈彼我范围的逻辑在内。

交友万物则松懈时空范围，与他东说念主尤其是当然万物一体同仁：“渊明松懈了当今的范围，也松懈了躬行利害相干的小天地范围，他的世界中东说念主与物以及东说念主与我的分别都已化除，只是一团暄和，普运周流，东说念主我物在一体同仁的气象中各踯躅满足，如庄子所说的‘鱼相与忘于江湖’。他把我方的胸宇气韵灌输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味更丰富；同期也继承外物的生命与情味来扩大我方的胸宇气韵。这种物我的回响疏导，有如佛家所说的‘千灯相照’，相互增辉。”朱光潜所说“渊明松懈了当今的范围”云云，说的就是陶渊明接收东说念主生锻真金不怕火之后的广袤胸宇，是“心远地自偏”——为审好意思创作东体所准备的梗概“深广地怜悯”万物的心灵胸宇方面的条款。朱光潜这么阐释陶渊明相配诗歌的意境主要立足于两个方面的视线，一个是导源于立普斯移理由论的视线，另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东说念主合一的视线。朱光潜从物我双向来往疏导中阐释审好意思警戒中的移情作用：一方面“物的形象是东说念主的情味的返照”，使“底本只好物理的东西可具情面，底本无不满的东西可有不满”，这是“把我方的意蕴和情味移于物”，是“寰宇的情面化”；另一方面“东说念主不但移情于物，还要继承物的姿态于自我，还要悄然无声地效法物的形象”，通过谷鲁斯所论“内效法”的模式把审盛情象浸润到我的灵魂里，在潜移暗化中扼杀浊念与通俗，提高自我精神，与好意思和寰宇游刃有余。陶诗“他把我方的胸宇气韵灌输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味更丰富；同期也继承外物的生命与情味来扩大我方的胸宇气韵”。这种“物我的回响疏导”彰着是一种移情作用。但关于陶渊明而言，这不单是是审好意思警戒，更紧要的是卓绝审好意思警戒而进一步升华为艺术和东说念主生的最高意境，“现实界处处有遮盖有截止，想象界是天外任鸟飞，极空阔极解脱的”，在这个意境里，陶渊明潇洒现实和东说念主生诸种矛盾，心灵高度解脱和谐，乃至于与寰宇一体化，生命与世界发扬出一派解脱无穷的期许：“比喻陶渊明的《时运》，‘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读〈山海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玩味起来，皇冠球盘是哪里的自愿有一种闲情逸致，令东说念主心旷神怡。”它实践就是陶渊明流程表里锻真金不怕火而追寻到的天东说念主合一的想象意境、静穆意境。古代读者把这种意境或者论说为孔颜乐处、曾点之乐，或者论说为庄老返归造化的意境，着眼于关于物欲功利的卓绝和与说念一体的和谐。而朱光潜既有对传统文化天东说念主合一不雅念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移理由论的滚动欺诈。

陶渊明通过“极深广的怜悯”以达到静穆意境在第三个方面的发扬是关于改日想象世界的真诚憧憬，这是照亮和温煦现实世界的光线。这个想象的世界就是桃花源。“渊明身当浊世，眼见所谓典章轨制徒足以扰民，而农业国度的命根子也曾系于耕种，东说念主生委果的乐趣也在桑麻闲话，樽酒消忧，是以寄怀于‘桃花源’那样一个醇朴的乌托邦。”如果说尚友古东说念主是与古代石友、圣贤的和谐，交友万物主若是与现代东说念主、寰宇万物的和谐，那么憧憬桃源则主若是东说念主与改日的当然、社会、他东说念主和自我的举座和谐，是寰宇万物生命一体的合奏，是想象意境的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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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说，“极深广的怜悯”主若是“寰宇的情面化”，也就是移情主见，是主体（己）与客体（东说念主、物、社会）和谐吞并的审好意思不雅照，它通过融汇西东说念主移理由论与传统的仁恕精神（如“以己度东说念主”“推己及物”和“身当其境”）、天东说念主合一精神，成为渊博应用于东说念主生以领略静穆之境的实行路线。

三

事实上，领略静穆之境的实行路线除了“极深广的怜悯”除外还有一条艺术的路线，也就是潇洒功利经管、在一定距离除外如佛陀一般的审好意思不雅照。如果说“极深广的怜悯”主要针对与主体冲突较小的审好意思对象，那么，拉开允洽距离的审好意思不雅照则主要针对与主体冲突较大的审好意思对象。

朱光潜说：“文艺到了最高意境，从沉默的方面说，对东说念主生世相必有深广的不雅照和绝对的了解，如阿波罗凭高遥看，华严世界尽成明镜里的光影，大有佛家所谓万法皆空，空而不空的景象；从情绪方面说，关于东说念主世悲欢好丑有对等的诚恳的怜悯，冲突化除后的调和，不沾小我利害的潇洒”。陶诗中有一类抒写悲苦生活和情绪的作品，都不是单纯地千里浸在悲苦之中不行自拔，而是遮蔽着一层静穆、旷达、幽默的玄念念和情味。如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夏令抱长饥，寒夜无被眠”还只是入乎其中的醉酒气象，那么“造夕念念鸡鸣，及晨愿乌迁”则略有出乎其外的光线了，因为对羁系的感受里浸透了愿望、憧憬之光，也暗含着苦涩的幽默之趣。因了这种实践困苦除外的光线和风趣，“无被眠”“抱长饥”显得如斯诞妄、令东说念主厌恶，也因这种一定距离除外的不雅照而具有了克服纯碎物资压迫之感、不同于正在阅历的祸害生活的新意境。这个愿望之光、幽默之趣、旷达之念念为众东说念主所常见，但尚嫌细小和偶尔，而陶渊明则借助古代石友、现实一又友和感性聪惠把祸害生活推到阿波罗同样的强光里，祸害生活的真相得以现形，也因此烛照而与莫得烛照的现实拉开了距离。祸害虽引起情绪的悠扬而在诗意的情绪中成为趋向和谐的奏鸣，成为寰宇之流里倏地的浪花，祸害在日神的不雅照中蒙上了一层静穆之好意思。这等于祸害生活由现实走向审好意思的意味，是矛盾冲突借助艺术之光、借助想象之光而走向和谐的审好意思历程，亦然入世咀嚼百味，借助想象、感性和聪惠之光所完成的趋于静穆的东说念主生卓绝之途，即由不可忍耐的现实东说念主生插足了艺术化、诗意化的东说念主生。其典型特质被朱光潜形容为“欣慨”、“以出世的精神作念入世的功绩”，用日神精神谛视酒神的生活等。

因此，朱光潜合计陶诗的情味既不是单纯的郁勃，也不是单纯的愤激，而是两者的和洽和吞并。即陶诗的静穆之好意思在情味上主要发扬为陶诗的欣慨之好意思（包括严肃与幽默的和谐好意思）。朱光潜说，陶渊明“欣慨谈心”“这句话不错回来他的精神生活。……惟其有咨嗟，那种郁勃是由冲突和洽而彻悟东说念主生世相的郁勃，不单是浅显的嬉笑，惟其有郁勃，那种咨嗟有允洽的调剂，不单是奋激佯狂，或是神经质的感伤。他关于东说念主生悲笑剧两方面都能瓦解。”这些“欣慨”之情丰富复杂，既有隐士的超逸，也有侠士的热忱，但都莫得走向极点、不近情面。陶渊明和他的作品梗概像常东说念主同样有喜怒无常，但与常东说念主千里浸在情绪的经管中不同，他的喜怒无常是和洽彻悟的意境。他的为东说念主虽然是严肃的，生活再苦也厚爱对待，不像一般名士那样任诞玩世，却著名士们的轩敞；他的诗虽然是严肃的，体现出对东说念主生真善好意思的风趣和渴慕，但又不因为现实中的遗憾而为情所困，梗概“在极严肃的东说念主生派头之中偶露极少诙谐风趣”，营造一个严肃而风趣的艺术世界。

与现实的落空、诬陷、单调比拟，陶诗中的诗东说念主是竣工的、当然的，是由真纯统领着的丰富多彩；他的诗亦然如斯，平淡而纯碎，简练而高尚，是丰富多彩的有机吞并。朱光潜因此高度评价了陶渊明的诗史地位，他说：“杜甫还未免颠倒雕绘声色，试验字句，时有斧凿陈迹，致使有稚子到不很妥帖的句子；渊明则全是当然骨子，天衣无缝，到艺术极境而使东说念主忘其为艺术。自后诗东说念主苏东坡最爱陶，在特性与风趣上两东说念主确有许多肖似，但是苏爱逞巧智，短少洗练，在陶公眼前终是相形失色。”可谓珍摄突出。在苏轼发表李白、杜甫、曹植皆不足陶渊明的看法之后，元明清近代读者基本莫得完全维持之声，到民国技巧，朱光潜独崇陶渊明为古典诗东说念主之冠，可谓苏轼死一火八百多年后最有劲度的回响。

四

朱光潜接受和喜爱陶渊明有其种种原因，但通俗地来看，是朱光潜艺术化的东说念主生追求与陶渊明诗意化的东说念主生采纳取得了共识。

朱光潜把东说念主生别离为两种基本类型，即“演戏”和“看戏”，也就是入世和出世，也不错类比为西方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朱光潜曾说：“我生平最爱陶渊明在《自祭文》里所说的两句话：‘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上句是尼采所说的狄俄倪索斯的精神，下句则是阿波罗的精神。动中有静，常保存自我独揽，这是教授的极境，东说念主事算尽了，而伟人福泽也就在尽东说念主事中享着。现代东说念主的弊端是‘勤过剩劳，心无偶闲’。这弊端不仅使生活索然寡味，身心俱惫，于事劳而无功，何况使东说念主心肠驳杂，短少冲和弘毅的景象，日日困于名缰利锁，叫统共这个词世界日趋于干枯昏黑。”两者之中，朱光潜更青睐后者，即与现实东说念主生保捏一定的距离，以肖似审好意思的超功利派头对待东说念主生的悲欢聚散，“瓦解自然之好意思，消受爽朗之乐”，追求物我和谐的静穆意境。但同期以出世的派头作念入世的功绩，风趣生活而不为功利经管，严肃地对待东说念主生而又懂得潇洒，追求一种与现实不即不离、意境高远的当然东说念主生。陶渊明诗意化的东说念主生，“能开脱禄位以行吾心所安”，与现实保捏距离而又积极生活的东说念主生派头契合了朱光潜的这一东说念主生追求。朱光潜和洽中西造成的东说念主生不雅梗概借助陶渊明在现实中落实下来，是以他对陶渊明的喜爱是同古代石友的共识。

朱光潜爱好着传统诗歌古典优好意思的精神，同期对西方文体也青睐有加。如安在西方念念潮影响下寻找传统诗学精神生计连接的说念路，是朱光潜好意思学孜孜以乞降不断念念考的问题。具体到陶渊明的诗歌，朱光潜要念念考的是陶诗有哪些契合现代精神的积极身分。与鲁迅颠倒冷漠陶诗的平淡、格外关怀其现实性不同，朱光潜试图把陶诗的超现实性、超功利性也纳入现代性真实立，寻找陶渊明身上融入现代诗学的传统身分。朱光潜试图借助学术感性来修订主流文化的粗劣和偏激，为优秀的古典诗学寻求一条插足现代的生路，而尝试把我方喜爱、他东说念主也普遍喜爱的陶诗纳入现代诗学想象就是一个绝好的品评实行。

（作者：李剑锋皇冠ABC盘，系山东大学文体院讲授）